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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妈妈,如果有一天我不优秀了,你还会爱我吗?”
2017-03-12 15:37 陆JJ  壹心理

 

“妈妈,如果有一天我不优秀了,你还会爱我吗?”

这是真事:

今年过年我跑亲戚,去我姐家。

她算半个成功人士,住个小别墅,照理生活应该美滋滋的。


可半夜和她喝酒,她哭成泪人,说女儿抑郁了。

原因:去年一整年逼着女儿练琴。


家里二楼就是个琴房,双休日每天要练满12个小时。

不练满就用尺子抽。


女儿为了排解压力,暴饮暴食,小小年纪得了糖尿病。

现在性格极为内向,怕她妈怕得要命。

每天吃饭前半小时要打胰岛素。


天天练琴练到以泪洗面。

我姐说,有一天女儿问她:“妈妈。如果有一天我不优秀了,你还会爱我吗?”

她说:“我家宝贝女儿不可能不优秀的。”

这句话把她女儿心给扎穿了。


我说她个当妈的,到底爱的是女儿的优秀,还是爱她的女儿。

如果你爱女儿的附加值胜过爱女儿本身,那说明你根本还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爱。

这只是披着“爱”的外衣的,“私欲”和“家长意志”罢了。



昨天我看《奇葩大会》,对李松蔚的话印象很深,他分享了某个年轻人的故事:

20年前,男生还在上幼儿园,被人欺负,回家后他妈责怪他:“你怎么这么怂?”


“你怎么能随便让人欺负?”

“你怎么都不知道还手的?”

“你怎么都不知道捍卫自己的权利?”

“你应该告诉他,让他不要再欺负你。”


男生感觉自己说不出口,她妈又拼命在后面推他。

后来男生的压力越来越大,母亲的责问声甚至变成一个心结,长期卡在心里。


李松蔚问他,现在你最想对20年前的母亲说什么?

男生想对自己的母亲说:


“对啊,我就是一个很怂的人啊。”


我不可以做一个很怂的人吗?

我作为一个很怂的人,你就不爱我了吗?”

如果我不如你想的那样优秀... ...

你就不爱我了吗?



李松蔚给了这样的解决方案,他说,现在有A和B两个选项摆在你面前:

- A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很怂的人,保留做“怂人”的权利;

- B是你可以选择不怂,捍卫你的权利。


你都可以选,没有什么“绝对正确”,“绝对应该”的选项。

你选A,也是因为A选项带给你的价值,要高于B。

你不要忘了你永远有选择A的权利。


后来年轻人选择了A和B都要。

他选择要和母亲谈一谈。

他主动想把那个20年前的心结打开。


李松蔚自称自己在搞“无用”的心理学,这个无用,又恰好和“有用”殊途同归。在实用主义风潮盛行的社会里,他给人性留了一片柔软的余地。


他们说奋斗是对的,他们说懦弱是不对的,是不应该的。

可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,我是不是也应该有选择不奋斗的权利?

我是不是应该也有懦弱的权利?


那也是我啊,那也是我的一部分啊。

我不是铁人啊,不是Iron Man啊。

当我想哭的时候,我是真的想哭。而不是想听你说:


“你他妈别哭,你不应该哭。”


当我偶尔摔了一跤的时候,我就真的是想在原地躺一躺。

我累了,我不想听别人讲:


“哪里跌倒,在哪里爬起来。”


人应该坚强吗?

若人真的应该坚强,那么人也真的应该有权利选择懦弱。



我自己是个心理咨询的外行,但身边有一些咨询师朋友。

在他们的影响之下,我也开始明白:一个好的咨询师,所做的工作绝对不是去主导来访者的选择。


去告诉他们说这样做是错的,你应该那样做。

好的咨询,是一种选择权的展示。


我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你,或者让个人认知影响你。

我不告诉你,你应该选哪个。

我告诉你,你永远有选择这个,或者那个的权利。


在咨询师的帮助下,人们或许会感到心里有光透进来。

人们会无限接近自己的心意。

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决定。

 

世上本无应该或者不应该,唯一重要的是你的感受。

美国著名的家庭治疗专家萨提亚写过一首短诗,叫《五种自由》。

它的前三句是这样写的:


自由地去看和听存在于这里的一切,

而不是那些应该存在、过去存在或是将要存在的;


自由地去表达你的感受和想法,

而不是表达那些你应该表达的;


自由地去感受你所感受到的,

而不是感受那些你应该感受的;


当我们抛开“人”这个主体,单纯去说应该不应该的时候,一定没有在把那个“”当“”。


当我们在谈论“应该”这个词的时候,背后都有一个隐形的主语。

是“我觉得你应该”,“我认为你应该”。

而不是“你觉得你自己应该”。


我们默许他人所说的“应该”,实则是在默许自己被某种看不见的语言暴力所支配。

我们终于失去了自己。

 

追求优秀本身没错。

但当“优秀”成为人生唯一指定目标,唯一应该做的事时。

优秀,就成了一个美丽的阴影。



文章开头的那个小姑娘,收到了来自母亲的“恶意”。

这是一种温柔的恶意,裹了一层亲情的包装,所以能杀人于无形。


直到最后女儿疾病缠身,我姐才醒悟。

那天我和她喝酒喝到凌晨一点。

我最后问她:

“你现在对你女儿什么态度?”

她说:

“我现在只希望她能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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