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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田芳:四海为家人生就一个“熬”字
2018-09-12 17:26   新京报网

单田芳评书表演艺术家。原名单传忠,1935年生于天津,后随父母迁居东北。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。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农村,1979年重返书坛,开始录制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,风靡全国。至今录制了百余部评书作品,在全国近五百家电台、电视台播放,听众过亿。代表作有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
  惊堂木一拍,白纸扇一抖:“咱们言归正传!” 单田芳76岁,说了55年评书,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.2亿人,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。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: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分解了几十年,现在他出了本自传《言归正传》,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。

 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?伪满洲国、民国,到新中国,民间艺人颠沛流离,四海为家。2010年12月22日午后,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,感慨万千。

  少年乱世求生是学问

  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

  我家是世家,从爷爷辈到父辈,都是搞曲艺的,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。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,这是我亲眼目睹的,“下九流”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,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,确实心酸。

  我生在天津,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。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,我母亲唱大鼓,父亲是弦师,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———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,说完一段书,拿个小笸箩,下去给人敛钱。一段书三分钱,“捧场了捧场了”,就这么喊。人家爱给就给,不给钱也没辙。当时我心里觉着,下不了一个好词: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,我可不愿干这个。

 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,想的是念书考学。1953年高中毕业,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想当医生,穿个白大褂,戴个听诊器,往屋里一坐,多绅士啊,起码不受风吹日晒。可是赶上得场大病,上不成学了。家里人说,你还是学评书吧。

 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,现在人说,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,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?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,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,就互相唠嗑,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。这话有道理,也是众多道理之一,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。东北人本身粗犷,头脑活跃,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。有句话讲“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”,知道什么意思吗?“胡子”就是土匪,旧社会太多了,以抢劫为生。你路上遇见胡子了,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,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,三老四少给个面儿,该让路的让路,该关照的关照。这都是在西南一带,东北不行。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,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,照样截住打一顿。

  所以乱世求生,就是门学问。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,父母领着走江湖,自己不能独立。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,娶了媳妇,父母不在了,就得靠自己。1948年很凶险,解放军包围长春,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,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,没水没电,弹尽粮绝。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,先买下粮食,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,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。可几个月后呢?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?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,往解放区跑。我现在总结,都是命运,不该你死你就没死。

  刚解放那会儿,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,也有了社会地位,打心眼里高兴。走合作化道路,成立人民公社,我在辽宁鞍山定居,说书也算小有名气,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。这辈子两次新生,全国解放算头一回。

  要说第二次新生,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,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毛主席说,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,是前所未有的,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比打仗厉害多了。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,飞机扔炸弹,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?可要论危险系数,这个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无一幸免,谁都跑不了。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,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被下放到了农村。

  噩梦四海为家苦漂泊

  从小生长在城市,我是苗草不分,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。而且我下放那地方,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,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。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,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,是毛粮,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,哪够吃?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,咱是外来户,戴着“帽子”下来的,人生地不熟,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。

 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,满腹委屈无处申诉。为了糊口,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,坚持了四年,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。我心想这样下去,非死在这儿不可。与其等死,不如铤而走险。

  我就跑了。

 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,当时吃饭要粮票,住宿要介绍信,到处都有民兵,天罗地网,你能跑到哪里去?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,就在外头漂流。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,好多地方。当时的心情,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,随时防范人家抓捕。为了维持生活,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,叫“水泡花”,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,叫我女儿去卖。人家一看,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,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,就都来买。除掉工本,一瓶能挣几分钱。积少成多,攒到几块了,就能买粮吃。苞米面一斤三块钱,那也得买,也得活着。

 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,做梦也没想到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,落实政策,平反冤假错案。听说这消息的时候,我还在外边漂着呢,是有朋友告诉我,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,有说理的地方了。我心想“平反昭雪”这词,古书里边有,现如今不可能。朋友说不骗你,党中央给做主了。

  1978年,我恢复名誉,恢复公职,迁回城市,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——共计八千多块钱。那年,我44岁,重返舞台。

  辉煌两世为人念故乡

  按现在的说法,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,不容易。我两世为人,才明白什么叫自由,自由多么可贵。以前说过很多书,看过很多电影,不知道奴隶是啥样。经历一番苦难,噢,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,就是奴隶,变相的奴隶。

  我人到中年,对党、对人生充满激情,感觉像个小孩,一切从头开始。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?就是有奔头,心里头痛快。

  说书这行当,到改革开放以后,又是新局面。书还叫评书,说法不一样了。我的理解,在茶社里说书,面对观众,有随意性,随便动弹动弹,说点车轱辘话,说完一段抽根烟,都没关系。电台不行,电台要求简洁明快,没有观众。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,要求更严格。

  开始不适应,录音的时候,面对麦克,空无一人,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,怎么整呢?我想了一个办法: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,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,还有俩监听的,还有个主任,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,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一想,就拿他们当观众,他们也是人,我在里边说,看外边他们的表情。我一抖包袱,他们龇牙一乐,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。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,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,没把他们说住,我得注意了。

 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,书录得更勤快了。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,后来我自己办公司,租用录音室,一来费用较高,第二个,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,有时候堵车,急死也过不去。我一看,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,就是墙上贴隔音板,地上铺地毯,麦克买好点的,门加厚点关上,我在家也能录。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,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。睡不着啊,工作积压在一起,全国四百多家电台,都有“单田芳书场”,每天超过一亿听众,我得供上人家播啊。早起来满天星斗,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,看一遍闭上眼睛,这故事怎么回事,哪是重点哪该删掉,心里都有了数,打开机器就录。

  这些年下来,要说哪儿是家,真是个难题。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,公司事业也在北京,在北京工作16年了,北京就是我家呗。北京郊区,尤其怀柔那边,可玩的地方太多了,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,哪儿也不如北京好。

  可人老了,就常想念老家。我76岁,也忙不了几年了,心里想着,最后还是得回家。我从鞍山出来,老家熟人多,亲戚多,没事串个门,叙叙旧。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,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?讲起过去的事儿,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。

  回眸言归正传话平生

  我要是不说书了,真不知道干什么去。评书是传统艺术,后继有没有人,是个问题。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,其实并非如此。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,那些小县城里,说书人很多,只是还没什么名气。现在都讲究品牌,电台电视台也一样,放单田芳的评书,听的人多,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。

  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,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。这想法出来,好多人都支持,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,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。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,给我讲她的经历,讲她的父亲,我很受感动。关于贺龙的书很多,我翻了很多,整理出来,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,录了三百集《贺龙全传》。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,一直到受“四人帮”迫害至死,都录下来了。

  从《三国》、《隋唐》、《大明英烈》,一直说到红色经典,书里有这么多英雄,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?这一辈子下来,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,扶困济危雪中送炭,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,你就是英雄。

 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,取名《言归正传》。说了一百多套评书,老是别人的故事,到这儿言归正传,说说自己。从日本人、国民党那年代过来,经历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走到今天,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,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,我觉得还是有益。动笔太累,我还是习惯说书,口述着录下来,让助理整理成文字,有30多万字。完了我一看,人生其实就一个字: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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