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4月15日下午3点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十二届文学节系列讲座之“原型与虚构：严歌苓的小说创作”对谈活动在逸夫第一报告厅顺利举办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，邀请著名作家严歌苓，《读库》主编、人大校友张立宪先生一同走进校园，就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“原型与虚构”问题展开对话。

　　好作品要写出多重、朦胧的意义

　　一落座，严歌苓便打趣道：“张立宪和我就是原型与虚构，他的《读库》作为‘原型’给我的‘虚构’带来了很多启发。”对话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始。随后严歌苓以《红楼梦》与脂砚斋的点评为例，对“原型与虚构”问题作出了进一步阐发，并指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个尚未被发掘的面向，而小说创作则是把这一个面向放大为作品人物身上的某种主要特质。

　　以《小姨多鹤》为例，严歌苓说，“多鹤”的故事早已知道，关于日本遗孤，自己在中国方面、日本方面也都与真实人物接触过，做过采访，但是很久没有动笔。如果写一个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别，很容易写，亚洲人和亚洲人的差别非常难写，直到自己有一天到了日本一个小山村，住在很传统的日本的小酒店，看到日本老板娘铺床、擦地……发现她的背很有表现能力——传统的日本女人老是用背在跟你表现着什么，她的勤劳，她的那种含蓄，她的那种宁静，都好象是用背来表现的。从这个意上，忽然抓到日本女人的那种“气味”，于是才有了“多鹤”这个形象。为什么它不叫《母亲小寰》，为什么不叫《秘密家庭的秘密》，而是叫《小姨多鹤》，就是因为我找到日本人这样一个意象，就是一个敌人的女儿，她怎么被接受、跟她共存下来的故事。

　　“艺术就是艺术家带着他的性情诠释出来的真实。”严歌苓在这里借用左拉的名言，旨在说明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所谓“真正的艺术”，其实是一种属于创作者的性情化之物。当被问及《小姨多鹤》从开始写作到完成所用时间时，严歌苓直言“写是很快的，但写之前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想‘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？这个作品诞生的价值是什么？’”她认为，一个故事的主题一定要是丰富的，而不能仅被单一阐释，小说的道德审美和艺术审美具有朦胧性，这样才具有了书写的意义。比如《小姨多鹤》如果只写反对战争之类，就没必要写。如果只是记录事实，那是报告文学，只有写出多重的、朦胧的意义，才是一部精彩的作品。“当年教写作课的老师就常跟我们说，全世界每天千万种书出来，你这本书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存在？你的生命是有限的，经历是有限的，创作的激情也是有限的，你要把它们给你认为最有价值去创作的东西。”

　　此外，严歌苓还指出同一主题，如果隔十年再写一次，可能就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面貌；但至少每一次书写都是当下最真实的感受，作品也就呈现为一种“让它发生”的自然状态。张立宪先生适时追问十年后是否准备再次书写“女兵”题材，严歌苓笑答：“我想不会了吧，脱下军装后的女兵倒是可以写一写。”

　　最想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

　　严歌苓的作品大部分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，她自己本身也经常担任编剧的角色，更多人大约也是从这些作品中才熟知了严歌苓的名字。事实上，做为几乎与所有知名导演合作过的影视“红人”，严歌苓多年以来的愿望之一，就是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。《陆犯焉识》是严歌苓自认为重要的作品之一，也以为它有“抗拍性”，张艺谋的《归来》只是截取了它的片断进行了巧妙的改编。很多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，严歌苓笑称“太浪费时间，没看”，对谈在嘉宾与听众们的笑声与掌声中告一段落。张立宪打趣道：“原来你写了很多电视剧去耗费别人的时间。”对谈在嘉宾与听众们的笑声与掌声中告一段落。

　　随后，活动进入到提问环节，严歌苓针对同学们的踊跃提问一一作出耐心解答，点明“小说写得平淡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把每一种感觉写得独一无二。”同时还强调了共感力、同理心以及倾听欲的重要性。

　　对于是否先有了明确的人物形象再开始创作的问题，严歌苓认为，人物的大致形象需要提前在脑海中留有一定印象，但其真正的性格却是在书写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。而当回答“大众传媒对文学作品最大的损耗”时，她指出“可能在于对汉语表达本身精准性的损耗”，并坦言“我觉得未来的小说不应该被完全影视化。”

　　此次对谈活动在热烈轻松的气氛中进入尾声。